2月4日晚，“鸟巢”一场全新的、由小及大的开幕式表演，拉开了北京冬奥会的序幕。在截至今晚的5天时间里，中国冬奥代表团的健儿交出3枚金牌、两枚银牌的出色成绩单，这样的结果，远远超出预期——4年前的平昌冬奥会，直到最后一天收官日，才由武大靖在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决赛中为中国冬奥军团带来唯一一枚金牌。

毫无疑问，北京冬奥会对于中国冰雪运动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从这个全新的起点延展开去，即便是长期从事冬季项目的专业人士，目前也很难判断出在一个新的冬奥周期中，中国冰雪运动将被激发出多大的能量。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背后，是国人对冰雪运动井喷一样的热情——这份热情并不仅限于对“冰墩墩”的抢购，中国冰雪运动，需要作好迎接“新时代”的准备。

不一样的他们

谷爱凌和苏翊鸣，可能是本届冬奥会中国代表团177名运动员当中最“特殊”的两个：他们的成长经历、思维方式、训练模式、表达方法，甚至对运动项目乃至文化传统的认知，和在传统“运动队”模式下培养出来的“老派”运动员相比，已经有了“颠覆性”的不同——有运动员在比赛结束后还“不敢”经过混合采访区，“不敢”接受采访与记者交流，生怕自己“说错话”从而闭口不言，但谷爱凌和苏翊鸣只要遇到正规、正常的采访机会就会侃侃而谈，表达一个内心强大的最真实的自己，同是年轻人，同是冬奥主角，却给人完全相反的观感。

苏翊鸣的教练佐藤康弘曾说，他有时候感觉和自己交流的并不是一个17岁的孩子，“非常成熟”，这个练单板滑雪的17岁的孩子在自己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上拿到坡面障碍技巧银牌，和他的偶像同场竞技、同台领奖，毫无怯意，“准备出发的时候还有些紧张，但出发的一刹那，所有压力一下释放了。我想对所有比我年龄大的、比我小的热爱单板滑雪的朋友说，要相信自己的努力，努力永远不会欺骗你”，苏翊鸣说。

只比苏翊鸣大1岁的谷爱凌更是直接：“我说出来可能你们都不信，我真的没有压力。包括决赛最后一跳，我决定做一个从来没有尝试过的难度动作，我是想赢我自己，无论动作成不成功，我都为自己感到骄傲。”

这样坦率的运动员，国内并不多见，尤其冬季项目，尤其十七八岁。

就像谷爱凌愿意强调的，体育是“桥”，而不是“墙”，是交流，而不是隔阂。传统的“专业模式”培养出来的运动员，很少有人会对“体育”有这样的理解，但这些在中西文化之间不断“串门儿”的运动员，他们有更宽阔的视野和更独到的理解，他们不需要也不再适用于传统的“管理”模式。

不一样的交流方式

“事实上（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平时对这种类型的运动员没有太大的约束力，也不可能干涉他们的训练，像苏翊鸣，虽然是在国内，但教练是他自己选的，比赛也是他自己选的，衣食住行都是他自己安排，中心只是在某些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比如协助他从中国滑雪协会注册报名参赛。到国家队层面，队里只是在原则上提出要求，比如必须要签反兴奋剂承诺书。（如何处理与可能进入国家队运动员的关系）对中心和国家队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课题，因为有的运动员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他们自己而不是我们以前习惯说的‘队伍’。他们自己找教练，他们自己制订训练计划，他们自己接广告和商业代言，他们有自己的人生规划。比如谷爱凌，打完这届冬奥会她还要去美国上大学，所以这样的运动员其实更适合协会化的管理，就是需要组织国家队来打比赛的时候征召他们入队，为他们提供注册和保障服务”，从事冬季项目管理工作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和判断能力，甚至具体到英语交流能力，都是新的冬奥周期管理者们和工作人员需要提升的业务能力——这和传统意义上中心工作人员担任领队，长期在队里与运动员同吃同住一起摸爬滚打并履行管理职责的模式完全不同。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国冰雪运动的基础相对薄弱，有些冬季项目以前从未开展，没有队，也没有人，不知如何下手。本届北京冬奥会中国冰雪军团主场作战，提出“全项目参赛”，备战周期内跨越式的发展使得这一宏伟目标接近完全实现：中国运动员在35个小项上实现了“零的突破”，最终全部109个小项，中国运动员获得了其中104个小项席位，这已足够值得骄傲的成果。

以高山滑雪男子滑降比赛为例，2月7日下午徐铭甫在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完赛，尽管他的成绩（1分56秒93）只排在36名完赛选手中的最后一名，但他创造了中国冰雪运动新的历史，这是中国队选手首次参加并完成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滑降比赛（此前中国运动员只参过高山滑雪回转和大回转比赛），前来观赛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特意向他赠送了一枚奥运会纪念手表以示激励。

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的金牌，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赛的银牌，高山滑雪男子滑降的突破，同样掀开了中国冰雪运动新的一页，接下来如何延续冬季项目的突破与强势，是摆在顶层设计者面前的新课题——符合条件的项目坚定不移“协会化”，或是可以选择的良方之一：协会招揽各方英才为我所用，以为运动员提供“协调”和“服务”为宗旨，树立权威，探索新的管理模式，让运动员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完善自身，毕竟奥林匹克的真谛便是“对人的教育”。

不一样的“协会化”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曾分出3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实体化协会：中国滑冰协会成立时间最早，1980年便已成立，对外对接国际滑冰联合会，负责组织国家队参加国际滑冰赛事；中国滑雪协会于1981年成立，是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滑雪联合会和其余国际雪上组织举办比赛的“指定组织”；2018年1月，花样滑冰从中国滑冰协会分离出来，中国花样滑冰协会正式成立，至今也有4年。

在北京冬奥会备战周期中，相应国家队原本由以上3个实体化的协会实施组织与管理，但随着全球疫情影响（国际赛事停摆或无法参加）和备战任务的加重，所有国家队“回归”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和体系健全的“中心”相比，目前协会面临的实际困难，是缺乏与之地位相匹配的协调与管理能力，因此无论运动员还是协会管理者乃至政策设计者，都需要时间来适应甚至摸索如何让“协会化”发挥更大作用。

“我们的说法是‘小协会，大作为’，我们想建立起人才培养体系，建立起全国的赛事体系，包括全国中小学生滑冰比赛、‘夏轮冬冰’以及专业比赛，建立起‘三亿有我’的普及体系，通过三大体系让滑冰更贴近百姓。”中国滑冰协会主席李琰在冬奥会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对“协会”有这样的表述：“体育的意义不仅是竞技上要有取得第一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对参与者意志品质的磨练，包括面对困难时的坚持、心态的成熟。滑冰要参与到提升中国孩子健康基因的工作中去，通过协会搭建的体系，连接起政府和市场，真正为孩子们打通参与滑冰运动的‘最后一公里’。”

在中国体育发展史中，“协会化”改革由来已久，但受多种原因所限，多数“协会”与“中心”紧密相连，只是最近一个奥运周期，“协会实体化”才初见效果。“去行政化”的体育单项协会管理模式是体育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体育社会组织管理模式，“放权”和“让利”则是“去行政化”过程中难啃的骨头——“去行政化”并非弱化职能部门的管理，而是建立新型组织管理体系——体育单项协会作为体育社会组织是现代国家体育管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承担由“基层”至“顶层”的梳理重任。

激发国人对冰雪运动的热情，北京冬奥会已然做到，倘能借冬奥主场契机总结经验探索出保障冰雪运动“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管理模式，北京冬奥会才更“不虚此行”。